为什么中国生产厂商（国产手机）都集中在深圳？原来的手机制造比较的烧钱，后来有了联发科，接着有了相关的芯片制造，随后就是的春天。因为联发科的技术解决了手机的制造门槛和相应的费用，所以山寨机开始盛行，最辉煌的时期应该是08年的时候，各种充斥市场，因为价格低廉，加上超大音响效果，所以受到了一些人士的喜欢（的辐射问题貌似也是出在这些上面。。。）
规模的壮大当然也离不开当地的政府了，虽然做的是，但是真正违法的没有几家，或许你会奇怪，因为生产手机配件是不犯法的，还有就是真正算的上违法行为的就是最后的组装logo的设定等，具体的我是不清楚。（再者说，几千亿的销售量，对于当地的财政收入是有着很大帮助的，解决了很多问题，然后你懂得，适当的宽松。不过好日子在2011年截止了，所以要抓住必要的时机）
目前深圳已经不多了，受到智能手机和国内一些品牌手机的冲击，迎来的“冬天”前后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一些没有来得及转型的小工厂成了牺牲品，而一些资金相对雄厚的企业，开始将位置定向了低端智能手机市场以及国外市场，中东、巴西、印度等。也有些则是选择了零配件的制造和供应，这么说吧，但凡是你需要的手机零配件在深圳都可以找到，尤其是苹果手机的零配件更是多到爆。
地理环境因素上面都有人提到了，我就不多说了。以上内容全是网上信息搜索得到的，不专业，不过应该有点用的。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刚成立的时候，以电子加工业作为发展方向，深圳市在华强北这一带规划了一个电子发展中心，当时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为主，比较有名的企业有华强、赛格、中电、桑达、爱华和振华等，很多都是国有企业在深圳的内引外联企业或者窗口企业。
华强北的企业刚开始都是以做收录机为主，主要的经营模式是来料加工，开发得比较少，基本上是香港完成模具设计和电路设计，深圳这边就是做组装，基本上技术人员以香港为主。
90年初，大的落地音响这些产品发展放缓，个人随身听，单卡/双卡的小面包机、台式的组合音响、喇叭箱等产品兴起。
90年代中期，开始了起源于安徽万燕的VCD产业。这是有史以来首次由中国人自己开创的产品和市场。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几乎100%是跟产品，有了产品和市场我们才做，VCD是唯一从头到尾中国企业创造出来的产品，然后再在国外市场获得认同升级到DVD。VCD产业造就了万燕、新科、爱多、步步高、万利达等企业。VCD/DVD从90年代中一直发展到90年代末，到2005年左右的时候，在出口上遇到了专利问题，再加上销售价格和利润率变得很低了，很多企业退出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通信行业发展起来了，一开始是电话机，后来就是BP机。无线通信在模拟时代，中国企业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大家买的都是MOTO的产品，国产的很少，因为一条生产线就是几千万，门槛很高。但到1996年以后，BP机在深圳开启了平民化浪潮。现在深圳电子行业做得比较好的，绝大多数都是20多岁来深圳从BP机起家的，从BP开始一路走来，每一轮都赶上，积累到现在己经有一定的实力。做BP机，是90年中晚期开始的，2000年以后转行做数码，一路从小到大。
深圳的加工和配套水平，做完VCD后就不错了，做电话和小家电，工业设计就上来了，2000年以后，工业设计的意识就提出来了。模具，原来都在香港开模，后来慢慢内迁，另外很多浙江师傅也开始开模厂。SMT是随着PC产业起来的，原来都是插件的，随着PC兴起后，人和新加坡人把贴片线接过来，然后做BP机因为电路板和元器件很小就需要贴片线了，而收录机/组合音箱从来不需要SMT，SMT生产线也都是港商和台商先搞起来的。
做BP机的人后来都做了手机和数码，因为BP机热闹了一阵很快就没有了（GSM手机取代了模拟蜂窝手机，GSM手机有了短信以后，BP机就没有了，因为BP机就是短信），而做BP机跟后来做手机和数码的传承性比较大。这期间第一次和智能有关的PDA的出现，PDA需要很复杂的软件，不过，PDA机更是短命，2000年火了一阵，被手机取代了。做PDA的人，后来被做深圳几家做电脑主板和显卡的公司消化掉了。
电子产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是同步的，20世纪50/60年代，大家通过无线载波解决娱乐问题，例如收音机（FM/AM)和电视；70年代以后磁记录技术出来，就是磁带/收录音机/录像机；90年代以后，光记录出现了，出来了CD/VCD/DVD产品；2000年以后，半导体数字存储技术出现，数码产品出来了。
2000年以后，所有模拟的电子产品慢慢淘汰了，大家也开始转入数码领域。MP3产业，一般来说是2000年启动，开始只有新加坡创新科技和iRiver等公司才能够把产品做稳定，到2002年很多公司都可以做了，因为国内公司的技术进步了，而且很多上游芯片公司推出了Turnkey方案，MP3产业因此发展很快。手机方面，上海的手机方案公司兴起是2003-2005年，后来2005-2006年，深圳的方案公司也兴起了。
随着深圳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国内公司和国外公司距离越来越近。第一次碰撞是2008-2009年在上网本上，的芯片企业VIA给很多企业带来很大的希望，希望它是第二个MTK，可惜它实力不行，而Wintel联盟是扶强锄弱，不会和小企业发生关系，由于Wintel垄断，深圳上网本产业一败涂地。最近兴起的平板电脑/MID，也是给大家一个新希望，但它的技术和生产平台要求很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iPad出来后，各种模仿的平板电脑中，达到iPad产品8成的用户体验的产品都没有，第二代iPad产品3月就要出来了，而大家在2011年底出来的东西可能连第一代iPad都不如，还是需要时间，等国内公司的技术成熟后，还是会出现一批做平板电脑的中型企业。
原来做收录机的都是技术比较差的，无论是香港还是的，以收音机项目进到深圳，基本上这一代人年龄都超过了55岁，到目前己经不适合今天做数码产品，都退休了。为什么很多香港电子厂到现在办不下去了，是他们的年龄结构和知识面决定的，另一方面，他们的子女很少愿意接他们的班。所以现在深圳电子厂，老板远远多于香港老板，因为大家的兴趣方向不一样。
原来做收录机加工的香港老板，基本属于70年代逃港的。这些人很多是50年代出生的，逃港高峰是70-72年，当时他们十几岁，二十几岁，很多是老三届。香港本地的孩子受的英式教育，很多不愿意做电子厂，这些逃港的人，去了香港以后基本上都去电子厂和纺织厂打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随老板来深圳开厂，后面自己出来创业，我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80年代末期，大量的港资厂在深圳成立，都是大厂分成小厂的，原来大厂里面打工的工程师/车间主任出来创业，做的也是收音机川收录机这些类似的东西。这群人年龄有点大，知识层次也不高，以帮人打工和做一些加工为主，收录机这种技术水平要求比较适合他们。到了今天，没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基础，就很难做数码产品的经营和管理了。
1995年以前，深圳消费电子企业还是以港资和国企为主，本土民营企业并不多，直到90年代末以后本土民营企业才占主导，一方面是源于上面所说的港资企业没落，另一方面是因为国企改革，让大量国有企业淡出。深圳的国企改革是1997/98年，要让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领域，全部卖掉。总理上台以后，开始是为了解决国企下岗职工和三角债，退的时候国企没有了，全部是垄断型的大企业。
而BP机产品，为很多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做BP机投入不大，场地要求也不大，但对技术水平要求比较高，所以很多做BP机的都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当然也有一些小老板，但大家都因为做这个行业水平得到了提升。做电话机和BP机有一定的传承性，但是从电话机到BP机技术要提升，因为BP机是无线通信产品，需要比较复杂的软件，而做电话机很少需要软件，都是直接烧录，方案商一般都己经烧录好了，要改的东西很少。BP上主要是软件工程师，真正意义上的编程从BP上开始出现。
收录机是没有什么高科技可言的，因为电路方面很简单，改变主要是在结构和外形上。现在深圳消费电子行业，最烂的是收录机，然后是电话机，然后是VCD/DVD，现在还加上一个MP3，基本上没有什么门槛，公板公模，几个人凑一凑，很多原材料都可以赊帐，到年底欠债逃跑的都是这些行业。收录机比较难做公板公模，因为不良率和售后服务比较难，因为机械传动这个东西很难标准化，很多公司做了数码产品以后，都不想再做这么麻烦的收录机了。
20世纪90年代末收录机也有转型，从收录机转到便携CD，然后做Portal DVD，也有一些做了DVD。做收录机和DVD的，传承性相对大一点，因为都是跟结构和机械传动相关。
深圳电子产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以后，以电子加工业作为发展方向，大力吸引国内外企业和项目落户深圳。早期这些企业大多位于今天己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电子市场的华强北，以加工贸易和三来一补为主，主要产品有电子表、计算器、收音机、收录机、电话机和彩电等，这些产品和企业奠定深圳电子产业基础。
在深圳电子产业的起步阶段，港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扮演了重要角色，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路明指出：香港三来一补电子工业向深圳的转移，奠定了深圳电子产业的基础，深圳选择IT作为高科技工业发展的突破口，与最初三来一补电子工业形成的技术、装备的初步积累有直接关系。珠三角塑胶模具、工业设计和SMT加工等电子产品配套产业都源于香港。据中国电子网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知名的彩电企业康佳集团的前身，就是1979年由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与香港港华电子企业公司合资组建的光明华侨电子厂，为港华电子企业公司加工电子产品，这是深圳工业的首家、也是我国电子工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同时，港资企业过于注重出口贸易，不重视中国内需市场，也不重视研发和品牌，又没有台资企业强大的工厂产能以及生产运营管理能力，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兴起弱化了传统贸易渠道的优势，港资电子企业在2000年后的影响力迅速降低，被本土企业超越。例如1994年深圳最知名的电子企业之一是为国外企业从事代工的港资企业亿利达，销售额达20亿（1994年是华为的销售额是8亿元），当时是深圳电子产业的黄埔军校，很多华为、步步高和TCL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来自亿利达，但由于不重视研发和国内市场，亿利达在1990年代末就迅速被华为和中兴等本土企业超过。
同时，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深圳的布局，成为80年代深圳科技人才最重要的储备，深圳后来第一批兴起的高科技公司大多与这些国有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关系”。目前深圳知名的华强集团、中航集团、赛格集团和中兴通讯等企业，都是当时内地的国有企业在深圳设立的窗口。例如中兴通讯的资料显示，1985年处于内地的国有企业-航天系统的691厂决定到深圳寻找合作伙伴以求发展，最后与香港运兴电子贸易公司和航天系统的长城工业公司深圳分公司共同投资建立合资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时原想从事微电子产业生产，但合资各方都没有现成的产品和市场，又引进不了技术，就开展来料加工业务，先后加工过电子表、电子琴、电话机等产品，以赚取加工费支撑企业发展”。中兴半导体就是全球知名通信设备企业中兴通讯的前身。
另外，20世纪80年代还有少量的欧美和日本等地区的企业进入深圳。例如，1983年日本SANYO公司在深圳成立独资经营的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引进的数字程控交换机生产线和由日本EPSON公司引进针式点阵打印机生产线家县办企业发展到—由600多家(其中三资”企业400多家)组成的，初具规模的、产品门类齐全的、技术较内地先进和以生产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其中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有270多家，拥有员工10万余人，产品品种己近千种。全年电子工业的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值)达72.36亿元，约占全市工业产值的44.86%，出口产值49.2亿元。
除了技术和产业配套基础外，国内外各类企业进入深圳，而且没有哪一类企业特别占主导，再加上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政府的干预比较少，逐渐形成了深圳特有的移民、冒险和创业文化，这也是未来深圳山寨生产体系的文化基础。
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后，深圳民营消费电子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山寨生产体系逐渐形成，这得益于几点：一是中国开始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大量原来在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工作的人员出来创业；二是以电子玩具、游戏机、VCD/DVD和BP机为代表的新一代数码消费电子产品，所需要的技术积累和生产工艺水平较此前的模拟电子产品低，降低了新兴制造商的进入门槛；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需求开始启动，为众多民营企业提供了代工以外自产自营甚至是自创品牌的发展机会。
1987年深圳政府出台18号文件《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创办民营企业的规定》，这成为中国第一部允许科技人员个人创办民营企业的政府法规。由于允许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大力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兴起。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体系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为了解决计划外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电子元器件采购问题，1988年当时的深圳电子工业总公司（现在的赛格集团），在华强北（当时还是工业区）协调成立一个电子配套市场，也就是赛格电子市场，这也是今天闻名全世界的华强北电子市场的最早起源。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港资企业为代表的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员工，纷纷离开原来工作岗位，开始出来创业。尤其是港资企业的员工，20世纪50-70年代，因为中国和香港的经济差距大，有共计56万人次的深圳和内地居民通过深圳逃到香港，前后共有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其中70年初期是高峰。这些多到香港的电子厂和纺织厂打工，80年初他们纷纷随所在的企业搬迁到深圳工作，并于80年代末开始创业。特殊的背景使得他们熟悉和出口市场，构成了深圳早期民营企业的主体。
另外，由于深圳特区良好的经济和生活条件，得广大内地的科技人才在1990年代源源不断流向以深圳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城市，这种科技人才的“孔雀东南飞”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才迁移，使深圳迅速聚集了一批具有强烈创新精神和创业诉求的人才群体。
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深圳和中国的关系，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和北京构成了中国和经济的三极，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公司，那么北京则是总部和行政人事部，长三角则是财务部、研发部和高端制造部，珠三角则是营销部、供应链管理中心和后端组装部门。北京是中国的中心，以国有垄断企业和总部经济为主。上海在中国解放前己经有很好的文化、金融和工业基础，因此是外资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白领和金领文化盛行。长三角的当地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扮演主导性角色，虽然在政府的主导下，很多外资企业工厂尤其是台资企业常常以PC大企业为龙头产业链整体搬迁到长三角，但产业链比较封闭，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缺少互动，“候鸟”现象明显。
而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则类似美国的西部，由于地理上离中心较远，较少受到政府管制，聚集在深圳的人才大多具有没有政府关系和背景，学历水平不是很高，但敢打敢拼和不服输的创业精神等特征。事实上，无论是从逃港人员回深圳还是内地科技人才来深圳创业，都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和城市相比，来深圳的人更具有一种独特的冒险、创业和草根气质。而且深圳紧临贸易中心香港，有很强的市场、信息和物流优势，一旦有产品商机，各路英雄汇集，产业链迅速形成和集结。
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创办的企业，起步阶段大多从事收录机、语音玩具、电子琴、报时钟、游戏机和学习机（以俄罗斯方块/小蜜蜂/射击/蛇吞蛋/电子宠物为典型代表)等简单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一开始他们在技术和管理上依赖台资和港资企业，在出口渠道上依赖港资企业，但通过慢慢的熟悉和学习，在1990年代末他们慢慢自己掌握并占据消费电子产业主导地位，并把他们的师傅港资企业推向历史。
1993年，美国华人芯片企业C-cube董事长孙燕生和安徽现代集团总经理姜万勐在广东江门成立万燕公司，采用MPEG技术研制出第一台家庭VCD播放机，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电子厂商原创的第一个产品，也是中国第一个完全市场化和不受政府计划管控的产品。由于刚刚经过计划经济时代物资非常匮乏的中国民众有强烈的娱乐需求，再加上盗版VCD解决了片源问题，VCD播放机市场迅速起飞，国有企业、新创办的民营企业、电视和学习机厂商都大量涌入，1996年中国VCD行业井喷，销售量从1995年的60万台猛増到600万台。1997年VCD销量突破1,000万台，到90年代末珠三角有VCD工厂数百家。
由于VCD市场迅速増长加上暴利，大量中小企业都纷纷涌入。和大企业相比，他们缺少资金、技术和生产能力，催生了新的产业分工需求。一批专业的物料配套、主板生产、模具和外壳厂商在深圳和东莞纷纷成立，向这些中小企业供应主板、模具和外壳，即所谓的“公板公模”-多家下游客户共用主板和模具，只在外观包装、开机画面和品牌LOGO上做少量改动，承担非常简单的后端组装任务，将技术开发、物料采购和备货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最小化。上游的芯片厂商由于自己的人手和技术支持力量有限，难以支持众多中小客户的需求，在提供关键技术的Turnkey方案后，也乐于支持这些中间环节的主板和模具客户，通过他们的网络支持更多的下游的中小客户。
VCD产品所开创的山寨生产体系，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随后这种模式被后续的BP机、MP3/MP4、手机和上网本等产业不断复制。一旦某个产品在新兴市场的需求起飞，在技术上比较成熟和打破垄断，以Turnkey方案+公板公模平台为特征的山寨生产体系就会出现，推动市场迅速増长并且迅速在新兴市场渗透。
2001年左右VCD产品逐渐升级换换代到DVD，市场重心也从中国市场转向包括欧美在内的出口市场。2004-2005年为DVD市场高峰期，根据原VCD/DVD芯片供应商C-cube销售负责人的估计，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有上千家DVD厂商，每年出货量7,000-8,000万台。但随后欧美厂商对中国DVD厂商的专利费讼诉，以及DVD产业竞争激烈导致利润率非常低，以及互联网视频对DVD的取代效应，大型品牌厂商先后退出DVD行业，目前珠三角还有不到100家DVD工厂，年出货量3,000万左右，产品售价11-12美元，毛利1美元左右。
和VCD同时代（1995-2001)的还有电话机、BP机和PDA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的出货量规模不能够和VCD相比，因此容纳厂商的数量也不是很多，但与早期收录机/DVD等产品强调结构/机械传动不同的是，电话机/BP机/PDA产品对外观、小型化、软件和无线射频技术有更高的要求，对深圳地区的工业设计、SMT加工和软硬件开发能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深圳工业设计和SMT加工等产业配套企业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纷纷成立的。而且与早期收录机行业很多都是学历水平不高的逃港人员回来创业相比，BP机和PDA行业由于技术要求更高，吸引了一批更年轻和学历更高的从业人员加入，日后他们很多都成为深圳数码消费和手机行业的中坚力量。
随着数码技术从PC领域向消费电子领域渗透，2000年左右出现的MP3播放器形成了第二次山寨浪潮。和VCD/DVD的存储介质是光碟相比，MP3播放器的存储介质是闪存，成本更便宜，生产组装技术更简单；而且VCD/DVD是家庭消费产品，MP3播放器是个人消费产品，后者市场规模更加庞大，另外由于MP3播放器外观和功能有更多的变化性，因此山寨化的潜力更加巨大。
随着中国本土的MP3芯片厂商珠海炬力公司在2004年推出Turnkey技术方案，并主动联合模具和方案设计公司模仿当时市场上最畅销的两款MP3品牌产品推出公模和公板，迅速点燃了整个市场，大量中小厂商涌入。在构成MP3播放器主要成本的关键组件闪存大降价和出口市场的推动下，据MP3芯片关键供应商炬力和凌阳的人士估计，珠三角MP3播放器产业月出货量从2003年的20-30万台/月，猛増长至2004/05年的700-800万台/月，2006/07年的2,000万台/月。2006/07年高峰期，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MP3方案公司有200-300家，MP3工厂超过1，500家。
由于公板和公模造成的同质化价格竞争和品质问题，加上金融危机和手机等产品对MP3播放器的替代效应，自2007年末开始珠三角MP3产业的出货量不断下跌，目前出货量约为高峰期的1/3左右(700-800万台/月），方案公司有20-30家，工厂约100家，一台MP3产品的利润约为1美元左右。
和MP3同时代的产品还有学习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便携导航仪(PND)、数码相框(DF)和便携DVD等，虽然这些领域都有数十到上百家中小企业存在，但山寨化现象并不是明显，产业集中度比较高，常常是前三名的企业占据主要的出货量。主要原因是这些产品要么单价比较高和市场规模不够大，要么存在零组件、技术或者生产瓶颈，也就是说不满足山寨的消费市场平民化和生产技术平民化的特征。
例如一直有中国厂商试图将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像机产品山寨化，但并不成功，原因是关键组件变焦镜头控制在日本企业手里，成本、技术开发难度和周期、镜头的采购周期和供货风险都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像机的生产测试要求比较高，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和经验积累。因此虽然每年全球数码相机的出货量超过1亿台，但珠三角厂商的数码相机年产量只有1,000万台左右，而且集中在最低端的那一部分市场，厂商数量不到30家，有一定规模的供应商不超过5家。
Turnkey方案和公板公模是山寨生产体系中技术和生产平台化的体现，始于芯片企业，在游戏机、VDC/DVD、BP机、MP3/MP4和手机等消费电子行业都十分盛行。传统的欧洲和日本电子企业都是垂直一体化，集芯片设计、软件与系统设计、工程开发与生产于一体，后来慢慢分拆或者外包芯片设计、工程开发与生产等部分，但仍保留了核心的软件与系统设计。由于欧美市场的技术和质量门槛高，而且己经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利益一体化的格局，很难接受新的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一些芯片企业，模仿欧美芯片企业做出芯片后，向中国的电子企业推广，但发现很多企业根本不具备软件与系统设计能力，没有能力在芯片基础上进行设计或者需要消耗很长的时间，因此只好帮助客户把大部分软件和系统设计工作做好，形成包括芯片、软件和系统参考设计的Turnkey方案，客户拿到这种—准成品”的Turnkey方案，只需要做简单的工程开发甚至不需要开发，就可以直接组织物料采购和生产了，大大降低了下游厂商技术开发的成本、时间和风险。
一般来说Turnkey方案更多是技术上尤其是软件上的标准化与平台化，实现技术大家共用，而公板和松模则进一步实现了硬件和物料的标准化与平台化，实现采购和生产大家共用。在Turnkey方案的基础上，下游厂商需要根据最终的功能和外观要求，定制开发出主板，并设计模具。但定制主板和模具需要一次性投入(NRE)，而且定制主板和模具的物料，只能够自己使用，有最小订货数量的要求和库存积压的风险。因此，就出现了公板和公模现象，也就一套主板和模具，多家厂商共同使用，大家只需要分摊很少的一次性风险费用，而且采购批量要求很小，出现了库存的物料也很容易在市场上出售。
公板公模的发生情况有很多种，而且常常还伴着模仿和抄袭等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一种情况是合法的公板公模现象，方案设计公司（IDH)开发出主板后，除非下游集成商愿意支付定制费用或者保证一定销量使其独家使用主板，否则IDH为了降低市场风险，会同时向多家客户销售这款主板，该主板自然成为公板，下游客户可以在这个主板的基础上设计各自的外观，开各自的模具，也可以是几个关系亲密的客户一起共用公模，分摊费用的风险。另一种情况是针对畅销产品抄袭的非法公板公模现象，例如诺基亚或者苹果等国际知名品牌的一些产品非常畅销，就会有方案设计公司或者集成商甚至是塑胶模具厂商，抄袭设计出同样规格尺寸的公板和公模-外现和用户界面(UI)几乎一模一样，用户菜单也差不多，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但实现功能和性能指标可能不同。
由于产业集群效应非常明显，一旦有这样的公板和公模出现，供应商信息会传播非常快，就会有几十家下游客户向公板公模供应商采购这种半成品。例如苹果的iPhone、MOTO的“明”系列手机、LG的“巧克力”手机、三星“伯爵”手机等畅销手机，都有公板公模，而诺基亚的几乎每款畅销产品，都可以在珠三角找到公板公模进行仿造，高峰期单款畅销产品的公板公模客户可能有上百家，年出货量上千万。另外，不光是国外品牌的畅销产品被“公板公模”化，步步高和魅族等国产品牌的畅销产品也被模仿，有“公板公模”供应商。
公板公模由于违法问题，一般在产业发展初期非常盛行，因为产业初期市场出货量増长很快，而很多中小厂商缺少资金、技术和产品营销能力，行业的监管也比较宽松，因此公板公模流行，可能占山寨产业出货量的50%以上。但随着产业进入中后期，很多原来的中小厂商都有了一定的积累和经验，而且为了避免法律风险，公板公模所占的比例会变少，估计占20-30%左右，50-60%的山寨产品可能都会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不是直接的抄袭，10-20%的山寨产品可能主要是原创的。
公板公模现象，从VCD开始，一直伴随着山寨产业的发展，常常是新进入者迅速进入市场和完成原始积累的法宝。以MP3播放器产业为例，2003年以前主要是美国芯片厂商Sigmatel和国内品牌厂商占据，2003年末新进入的台资背景的芯片企业珠海炬力推出了Turnkey方案，并联合方案设计公司和模具厂，针对当时市场上最畅销的朝华MP3播放机推出了公板和公模，产品售价要比原有品牌产品便宜一半而迅速畅销，2006-2007年高峰时，采用这个公板公模的MP3厂商有几百家，年出货量达到1,500万，占当年珠三角整个MP3出货量的1/10。
随着山寨生产体系在前述产品上积累了市场/渠道、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配套体系等基础，最终在手机这一产业上爆发。和VCD、MP3都是单一功能性产品、生命周期有限相比，手机是一种个人的必需产品、时尚个性化产品和功能不断升级的融合性产品，因此具有市场规模非常大、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短和差异化需要多等特征，有巨大的市场机会。不过，手机生产对资金、技术和管理的需求也非常高，迫切需要山寨化的生产体系。
20世纪90年代，摩托罗拉等国外手机厂商陆续进入中国，总共建立了12家合资工厂。20世纪90年代末，东方通信、科健电子、南方高科、TCL、波导、熊猫和夏新等国企背景的本土手机企业出现。伴随着中国手机市场高速増长，本地手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升，1999年国产手机市场占有率为3%，2000年是7.5%，2001年是15%，2002年是30%，到2003年甚至接近50%。不过，国产手机能够高速増长，主要是凭借熟悉本土市场而建立的广告宣传和营销渠道优势，而在技术和生产上则依赖国外厂商，一种是在法国手机模块厂家Wavecom的半成品上做简单开发和组装，例如TCL;另一种更简单，直接找SEWON、BELLWAVE和Pantech等韩国厂商设计和代工，例如波导、熊猫和夏新等。
2003年是传统国产手机品牌的一个分水岭。首先是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传统国产手机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市场的先知先觉和营销渠道上，在技术和生产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门槛，随着更多的本土厂商进入手机领域，以及外资手机厂商在营销渠道上的本土化，先进入者的地位面临危机。更重要的是，2003年以后手机技术的更新速度加快，2003年以前的手机基本上都是只能够打电话和发短消息的简单黑白屏手机，2003年以后彩屏、铃声、照相、MP3/MP4等多媒体功能相继进入手机，手机的款式越来越多，变化越来越快，这给传统国产手机的生产管理体系带来很大的挑战。一是采用模块开发或直接引进整机，由于本地化不足，成本比较高；二是外观设计和功能设计的空间和灵活性不够，难以满足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加上生产和供应链的对外依赖性强，很容易引起库存积压问题。
因此2003年中国手机产业的生产体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TCL和夏新等少数国产手机品牌厂商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开始学习国外手机厂商，建立自己的研发团队和生产设施，走中国企业典型“贸工技”路线年建立有上千人的手机研发队伍，当年以研发费用为主的管理费用达到5.16亿元，占其销售收入的10%以上。
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下游厂商进入手机行业，为了满足这些没有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客户需求，本土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产业链中的主导力量。那些在摩托罗拉、飞利浦、康佳和中兴通讯等国内外品牌手机厂商工作的技术人员纷纷出来创业，取代韩国和的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向国产手机厂商供货。2003年正是手机方案设计公司锋芒初露的第一年，源自于飞利浦研发团队的中电赛龙设计了22款手机，销量达到700万部。中电奥盛，深圳万众通讯、嘉胜联侨、上海禹华、浙江华立、中讯润通、上海宇梦、深圳经祎科技等公司总共设计了近50款手机，销量超过500万部。
不过，无论是国产手机品牌自主设计还是外包设计，这种生产体系和欧美手机厂商的差别都不大。手机方案设计或者品牌厂商都需要承担复杂的软件设计、元器件采购和生产、项目管理等，也就是说这种生产体系要求手机厂商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水平都比较高。在手机稀缺、暴利和单机称霸(例如早期单款手机销量可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台）的时代，单个企业每年也就是推出几款产品甚至几年就热卖一个产品，研发和项目管理问题并不显得突出，和国外厂商差距并不大。所以当年夏新（A8)和TCL(3188)分别单靠自己的明星机型称霸一时。但2003年以后，手机进入平民化时代（低成本、小批量、款式多、更新快），国产手机的研发和项目管理短板暴露。因为当一个公司的产品有数十个的时候，研发和管理便变得非常复杂。不仅需要企业有强大的研发、资金等硬实力kaiyun体育下载官网，更需要共享、协调、控制等高超的系统管理能力，而这并不是中国企业的特长。因此，2003年以后国产手机市场份额迅速下降，从2003年的50%掉到2005年的30%左右。直到2004年左右MTK推出包括核心软硬件参考设计的Turnkey方案，大大降低了手机行业的技术、元器件采购与备货的成本与风险，以技术、生产供应链和营销平台化为特征的典型山寨生产体系形成，中国手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开始显现。
MTK是一家多媒体芯片企业，在DVD芯片市场取得成功后，开始研发手机芯片。2003年MTK研发出手机芯片后向手机厂商推销遇到了障碍，一方面，当时己经采用了国外芯片的夏新和波导等少数有一定技术实力的正规品牌企业，不相信MTK的性能和品质，而且他们引进新供应商的周期长；另一方面，那些中小企业，又缺少技术能力基于MTK的芯片设计产品。于是MTK不得不做出比国外同行更完整的Turnkey方案，而且在成立了一家手机设计合资公司达智，对外卖主板，而不是芯片，以发挥示范效应。
虽然最初MTK芯片的性能与品质和当时市场上的欧美手机芯片相比，可能有一定的差距，但MTK的芯片集成了更多功能，软件和参考设计更加完整，易于开发，所以MTK的合资IDH公司效率非常高。2003年时，那些采用国外芯片的IDH公司，一般是6-9个月甚至是12个月做出一款手机，MTK的IDH公司通常是3-4个月最多6个月推出一款手机18。由于MTK方案的性价比和效率，的IDH公司和集成商开始转向MTK平台，更重要的是，MTK平台的低门槛(License费用和开发难度的门槛都很低），又催生了更多IDH和集成商的出现，最终形成强大的山寨生产体系。
到目前为止，中国有一定规模的500家IDH公司几乎都采用了MTK平台，其中License客户超过130家。对于License客户来说，MTK会提供更好的供货和价格支持，另外就是软件和技术支持窗口。对于很多不想向MTK约20万美元License费用的中小客户来说，可以通过采购/资金平台、黑市或者有授权的同行那里购买所需的芯片，而软件和开发包则可以通过以前的工作单位、朋友或者同行间接获得，但不能够获得MTK直接的产品和技术支持。
大量厂商都采用MTK平台，会形成天然的网络效应。一方面，大量有授权的IDH公司在MTK平台上Debug的同时，常常需要MTK的技术支持，MTK的技术支持人员可以较好掌握并汇集各IDH公司的Debug成果，使得MTK新的芯片平台可以迅速成熟和稳定；另一方面，IDH之间大量的人员流动以及中国缺少知识产权保护，使得各IDH公司的Debug和软件创新成果能够很畅通地流动，迅速被整个山寨生产体系共享。例如的标配双卡双待和多卡多待功能，最初就是由北京一家IDH公司开发出来，后来迅速被很多IDH公司掌握，最后成为芯片平台的标配，而且是和国外芯片平台竞争的法宝之一。
随着2004年左右MTK推出Turnkey方案，大大降低了方案设计公司和下游的门槛，生产体系更加完善，更多的厂商涌入，并推动向最底层的人群渗透，2005-2007在国内的出货量迅速増长。2008年以后，由于中国政府开放牌照和打击加上国内市场消费品味的提升，传统意义上没有牌照和品质低劣的的出货量减少，大量山寨厂商获得牌照转型为正规厂商和进行品牌行销。但幸运的是，从2007年开始，出口市场迅速増长。根据报告开头iSuppli的数据显示，2005-2007年，内销市场的销量持续増长，然后在2008年后开始下降；2007-2010年，出口市场的销量持续増长，然后在2012年后开始下降。
让我们来看看对应的手机市场情况。拓墣产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05年前中国的手机渗透率不到30%，可以说主要是中高端消费者，在随后的三年内迅速提升到50%左右，普及到普通消费者。而这三年也是内销市场快速増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的发展和手机的快速普及互相促进。
在新兴市场也是类似的情况，2007-2010年印度的手机普及率迅速由20°%増长到超过50°%，也是中国在印度高速増长的几年kaiyun.com。
除了中东和非洲外，目前全球各地的手机渗透率都己经接近或者超过50%，因此未来的出货量将放缓。按照桂谷教父Geoffrey Alexander Moore的新产品/新技术采用周期理论，一旦某一产品的渗透率超过20%，将迅速向大众市场普及，但是渗透率超过50°%后，市场开始成熟，増长放缓。
从中可以看出，山寨生产体系形成的首要条件是市场的平民化，存在一个潜在巨大的平民化市场，也就是说山寨生产体系一般形成于某个产品快速向大众消费者和草根人群渗透的时期，这个时候出货量高速増长，利润率还较高，整个产业的产能是供不应求。由于消费者大多是首次购买者，更注重产品的售价和功能的适用性，而较少考虑品牌和品质这些东西，而山寨生产体系非常适合这种市场。
但一旦市场在普通消费者的渗透率都已经很高，山寨生产体系便开始消退或者与传统生产体系融合。因为进入产业进入成熟期后，一方面，市场増长放缓，因为激烈的竞争产品造成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非初次购买者有了一定的使用经验后，对产品的品质和品牌会有更多的要求。因此出现的结果是，一部分山寨厂商因为无利可图或者水平能力达不到用户不断提升的需求而退出，另一部分完成了原始积累并且有长远志向的厂商在洗牌中脱颖而出，他们在保留山寨优点的同时，也学习品牌厂商的一些做法，例如自建研发队伍、注重品牌营销、收购或者建立工厂加强产品品质控制。
山寨生产体系形成的第二个要件是，技术和生产供应环节的平民化和本地化，不存在垄断环节，因为本地化可以充分发挥山寨生产体系的成本和时间优势，而不必受限于传统生产体系。从完成研从研发到量产出货的所需的技术、零组件和工厂设备来看，几乎所有环节都有多个供应商竞争或者可以本地化，尽管MTK占据芯片出货量的垄断市场，但为了让它所领导的山寨生产体系和传统生产体系相比有足够的竞争力，它必须使其芯片在成本、上市时间和技术上有竞争优势。上网本就是一个山寨化失败的典型案例，除了它因为售价较高、市场难以平民化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关键组件和设计技术（CPU、内存、硬盘）等都由传统PC生产体系掌控，能够本土化的环节和成本非常少，因此不可能取得成功。
正是因为缺少这两个必要条件，因此目前山寨生产体系还没有在3G和智能手机上取得成功。一是因为3G和智能手机市场还没有平民化，二是因为山寨生产体系的技术和供应链管理能力还没有达到3G和智能手机的要求。
除了以上两个必要条件，如果产品的个人性和时尚性比较强，也就是款式多、变化快、售价和成本脱节，那么是非常有利于山寨化的，将大大延长山寨生产体系的存在时间。因为山寨生产体系的优势就是成本低、时间快和灵活性强，非常适合小批量、多品种的产品，服装行业的山寨生产体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山寨生产体系迎合了产业初期市场和厂商的需要，随着产业进入成熟期，对于山寨企业来说要想做大做强，在山寨生产体系中脱颖而出，在充分利用山寨生产体系Turnkey方案、高度分工和本土化的同时，也要借鉴传统品牌企业的运作模式，例如注重品牌宣传，研发投入和产品差异化，注重质量和管理。例如最近几年成为国内知名品牌的天宇和OPPO手机，每年的出货量都超过了1,000万台，他们都非常重视品牌营销和差异化，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团队，OPPO主推的音乐手机非常注重音质，在年轻女性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天宇则领先品牌厂商推出了高像素照相手机。而珠海魅族公司更是在产品定位、研发和营销上，非常刻意模仿苹果iPhone，在年轻人群中拥有非常大影响力。
而在迅速増长的出口市场，另一类企业做大的模式非常有代表性，那就是把将山寨化的运作模式引入公司内部，整个公司类似一个小的山寨生产体系，即有整个企业的规模效应，又充分发挥各单元的积极性和效率。山寨生产体系之所以有众多同类的中小企业存在，既是因为这些中小企业的资金和技术等能力积累不够，也是因为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较低，大企业无法为中坚员工提供较好的激励，因此市场分工交易模式比内部管理模式更有效率。
例如，中国目前最大的手机IDH公司为合兴基业，短短3年间出货量増长到300万/月。合兴基业合计有研发人员800-1,000人，下属有20个研发团队，研发团队少则10来人，多则50-60人，每个研发团队独立核算和运作，负责产品定义、研发和项目管理，总公司负责资金、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公共部分。每个研发团队类似一个小企业，其利润中30%归团队，70%归总公司。这充分调动了研发团队的积极性，使得合兴基业迅速做大。深圳最大的制造商G-Five也是如此，G-five下属也有十几个项目团队，总公司负责采购、生产和品牌营销，项目团队负责产品规划和项目管理，总公司和项目团队分成。正是因为采用独特的经营模式，加上抓住了印度手机市场高速发展的机遇，短短4年时间，G-Five就成为全球第9大手机制造商，每个月出货量超过200万/月，并且是印度市场仅次于诺基亚和三星的手机品牌。
市场管理松散--没有入网许可的山寨机出现--山寨机规模越来越大--山寨机入网--产业链形成--深圳成集散地--over
然后就有人搞一些山寨机，做成仿照诺基亚、三星、苹果的样子，然后顺着这条渠道发往各个小城市和县城咯，这些地方对山寨机需求最大。